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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嵘的作品常常是以鬼子进村式的隐喻示人。鬼子进村，是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标志性描述之一， “鬼子”也是人，不祥之物和人常被称为“鬼”，“鬼”来了，“鬼子”来了，都是说“坏人”来了。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很多年，很多年没有鬼，现在“鬼”又来了。

初次看到彭嵘的摄影新作品，很容易被画面中的“鬼”所吸引。那鬼东西就是如螳螂般的一种机械生物，这个生物形态让人产生一丝隐忧，隐忧来自于它两条伸展的前臂，前臂不再是挥舞的大刀，而是状如挖掘机的巨挠。这个挠要干嘛?

曾经学习生物学的彭嵘显然更了解动物的特性和姿态，从早期他的摄影中出现的密密麻麻金属闪光蚂蚁，到现在的类冷兵器的重金属螳螂围向某一场景，彭嵘一直在表现着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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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十年开始，彭嵘热衷于长途跋涉，去拍摄他心中的壮美风景。这种拍摄一度成为一种风气，为了最极致的风景，摄影家们餐风饮露，左等右盼，为的是心中的那份中意、满意，这种在风景和自我之间的搏斗中取得的胜利，也是一种摄影的态度和立场。即使已经远离了那景的现场，还会往往为光线构图瞬间的捕捉而津津乐道。彭嵘在验证“行万里路”是否胜于“读万卷书”的教导。多年下来，他走过的路超过了万里，拍摄的图片也超过万张。在他物理行走的同时，时代也在迅猛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思考的速度，有人说，“路走得太快，以致于要停下来等等灵魂”。灵魂是慢的，他在思考，肉身却急追自己的身影而去。

所以彭嵘还是喜欢把自己的镜头对着空旷荒凉冷静残败和无聊，画中没有人，这是跟人无关的景界。这种寂静是思考的最好的处所，夕阳下的荒原，天微蓝，雪地上甚至没有人踏过的痕迹，土黄的残垣上浅覆的积雪，平静祥和。而这样的世界偏偏来了一群“鬼子”，用僭越的姿态注视着这个宁静的世界。一只，或是一群，冰冷的金属身躯，贪婪地向前方举起两只挠，挖掘进攻占领毁灭…………这样的场景是冷酷的，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螳臂挡车是一种正义而无力的义愤，在这里，则是无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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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的真实是要被反复追问的，它是真实的吗?又不是真实的?每个拍摄者自以为自己所拍摄的一切是还原了与相机镜头同时摄取的瞬间，问题是镜头摄取的是物理性的景象，它的的客观还原并不一定是艺术家的意愿，所以就有了拍照和摄影的本质区别，前者只靠相机本身，后者完全是依靠艺术家的心灵、想象、执着和智慧，那么影像在相纸上的落户就有了截然不同结果和命运，图像的命运。

在当代摄影中，真实仿佛已经失去原先的重要性，人们渴望通过摄影了解一种所谓的“真实”，另一方面“真实”的意义被不断质疑，相机已完全成为工具，而不仅仅是观察世界的眼睛，那个原本就独具生命的眼球结构的仿生体被高悬或被搁置。无论是采用哪一种类型的相机，在新的创作中都和画笔有了相似的功能，这种功能延展到了照片那个薄片本身所能承载的容量以外。它带领观者触摸整个世界，继而向世界发问，它站到了世界的对面，而不是顺从地展现那些既有的现实。于是摄影成为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成为走出影像的影像，它更加靠近今天的生活、节奏和兴趣，也更能和未来连接，慢慢地形成了一套成熟、时髦的的语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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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彭嵘都在用这样的语言展现他的“仿生”计划，发光的金属蚂蚁、螳螂，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异型生物。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机械生物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具有一颗平常人的心灵，被正义的力量操作的即是正义的，被邪恶力量操纵的即是邪恶的， “阿凡达”、 “变形金刚”，甚至我们满眼所见正在大街上飞驰的各种汽车，那都不是那具体的形态，而是幻化的被寄予理想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那些外壳都只是形式，是为了紧紧包裹一颗柔软的内心，一个对人而言别具意义的“人”的内心。在今天，这样的“人心”究竟要去向何方?最后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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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成为他艺术历程的重要的特征，这一点源于他北大生物学系的经历，“仿生”在这里既是物种形态，可能更重要的是经历，是仿生物种在社会变异之下的寄生生态，它的内心变异是作为艺术探讨的重要环节，所以它脱离了生物学的仿生。生物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它不仅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还要研究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艺术可以置这些都不顾，也可以完全穿插在其中变得你我不分，艺术拷问的是在今天人类情感的温度降低或是抬高，人和人之间纯粹的社会性，它源于自然体系，又在自然体系之上，所以是人的世界，在这样系统庞杂，信息多样的学科背景下，艺术家显然是把自己置于宏观意义考察的层面。

“仿生”，是彭嵘截取生物学的一个小小的断面，通过对螳螂的模仿，与现实社会发生勾连，他的作品向现实提出了很多问题，谁能回答?谁来回答?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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